宝安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慧怡 文/图

去年7月，宝安区律师党委、宝安区调解协会与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上市服务中心签订合作协议。

纠纷涉及跨国企业，调解员要了解国外法规、有涉外调解经验，调解过程中还要处理一些外文法律文书，此时，人民调解与商事调解联动的“调调”对接便派上了用场。在北京融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协助下，日前，宝安区调解协会成功化解一宗纠纷，这也是宝安区推动人民调解与商事调解对接的生动缩影。

为辖区企业提供一流的商事调解服务

宝安企业正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对国际化法律服务的需求也日渐增加。而国家之间法律体系、市场环境的差异与国际形势的变化，让企业“出海”之路面临着当地国家法律和金融领域的挑战，对涉外法律服务的需求愈加多元化。

与此同时，作为人口与产业大区，近年来，宝安区每年有近2万宗矛盾纠纷通过调解化解，通过各种方式挖掘社会资源、增强调解力量成为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下，宝安区探索为企业提供涉外法律支持新形式，建立国际会展中心调解平台和一带一路商事纠纷化解平台，吸引涉外调解人才介入涉外商事纠纷，建立健全商会调解机制与诉讼程序有机衔接的纠纷化解体系；鼓励商会建立联动制度，引导民营企业、涉外企业选择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2020年7月，宝安区律师党委、宝安区调解协会与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下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借助后者在国际商事调解中的经验与人才优势，为辖区企业提供一流的商事调解服务。

据介绍，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是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的下设机构，是国际商事调解功能平台，其国际商事调解服务已经涵盖全球63个国家、172个城市。2018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入驻前海法院，并于2019年被评为深圳市诉调对接工作先进集体。

商事调解成本低、高效、便捷、保密、共赢

“对于化解商事纠纷来说，商事调解具有低成本、高效、便捷、保密、共赢等特点。”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港澳大湾区主任、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涂江丽看来，调解是利益的让渡，如果走到诉讼那一步，可能对企业上市及其他商业合作产生负面影响，企业高管也面临成为被执行人的风险。因此在商业竞争环境中，愿意做出一些利益让渡，选择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对企业来说或许是一个双赢之举，不仅节约了时间成本，也减少了法律风险和社会声誉风险。

引入有经验的国际化商事调解服务机构，对本土律所和调解协会来说，也是学习商事调解经验并参与其中的重要契机。据涂江丽介绍，依据与其他地区的合作经验，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将吸纳宝安区本土律师事务所作为调解中心的成员，共同为宝安企业提供涉外法律服务。此外，在今年7月举行的宝安区“三调联动”工作调解业务培训班中，涂江丽为全区调解员介绍了商事调解的概念及模式。据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区司法局后续将组织调解员参加商事调解专项培训，引导调解员拓宽业务范围，让企业在最近的社区、街道就能寻求到专业的调解服务。

■名词解释

一带一路服务机制发起于2015年10月，是国际化综合性的资源对接和服务平台，聚焦“项目对接、风险化解、纠纷调解”三大功能体系，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项目落地实施和经贸往来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全方位”的法律、金融、保险、财务、咨询以及纠纷调解等综合服务。服务机制目前已吸纳海内外律师事务所18家、商协会13家、银行保险4家、全球四大会计所之一及其他各类成员和专家逾百名。

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是服务机制的执行机构，是全国唯一一家由法学会主管、民政部门许可、依法登记注册成立的民办非企业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于2016年10月14日将服务中心确定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项目子课题单位。 

圆桌

“调调”对接将进一步深化

当下，“双区”驱动、“双区”叠加为产业大区宝安带来了发展黄金期，外商企业数量与日俱增，本土企业频频“出海”，在企业之间交流频繁、国际贸易投资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不可避免会产生摩擦和纠纷，对商事调解，尤其是涉外商事调解的需求大大增加。

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有何区别，将如何在宝安落地？本报邀请区司法局基层科科长何雪英，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港澳大湾区主任、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涂江丽共同参与探讨。

涂江丽

何雪英

记者：人民调解被称为“东方经验”，但商事调解是在学习国外经验，二者有何区别？

何雪英：广义的人民调解包含商事调解，都是通过非诉手段化解纠纷。但大家通常说的人民调解范围更小一些，以化解民间纠纷为主，它之所以被称为“东方经验”，是因为它源于我国古代民间调解“和为贵”“止讼息争”的传统，人民调解员综合运用情、理、法，通过说服、疏导的方式为人民解决纠纷，不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而商事调解源于现代企业制度，商事调解员的角色更像谈判人员，从法律和经济利益的角度帮助当事企业之间达成平衡，并且可以与当事企业商定费用。

涂江丽：还有一个区别是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有效性。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相当于一份合同，需要通过司法确认或公证赋强的手段确保其强制执行力。而商事调解达成的协议在国际上是普遍被认可的，其效力来源于去年9月生效的《联合国国际解决协议公约》（以下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中国已经作为首批签约方签署这一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旨在解决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问题，其生效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推动全球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形成新格局。随着公约的生效，企业将更加确信可以依靠调解来解决跨境商业纠纷，这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调解在世界各地的应用。

记者：对未来的合作有什么期待？

何雪英：我们做人民调解与商事调解对接，不仅是希望引入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作为人才储备库和调解资源库，有需要时请其提供调解服务，也希望让对接更深化，通过培训等方式，让普通的调解员也可以处理商事纠纷。宝安区中小企业较多，商事主体的调解意识还不强，本土调解员参与商事调解大有可为的空间。

涂江丽：商事调解是纠纷产生后的服务，如果将法律服务前置，也就是做企业合规建设，可以更有效地预防争端。这也是我们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一直致力的法律服务，目前已在进出口、反商业贿赂、环境保护、劳动法律关系、税务、数据安全等方面组建合规专家团队，并制定了企业自测表，让企业了解自身潜在法律风险，我们的合规服务也能有的放矢地展开。